韩国究竟有多发达？

1950年代，刚刚打完朝鲜战争的韩国，人均GDP仅有60美元左右，饿殍遍野，跟非洲差不多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。

可是半个世纪之后的2021年，韩国人均GDP已上升到3.48万美元，接近意大利的3.56万美元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30个国家之一。

这是二战之后，全球最耀眼的经济奇迹。

截至今天，韩国在芯片、面板、手机、家电、汽车、造船、钢铁、石化、核能、电池、电信、游戏、娱乐等产业上都获得了重要的地位。

韩国的成就是如何获得的？

韩国被外界称之为“三星共和国”，据说由三星、现代、LG、SK等十大财阀控制着国家70%的GDP，背后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？

我们从日据时代说起。

1910-45年，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，对于韩国人来说，这是屈辱的黑暗时代。

但必须承认，这几十年，由于日本摧毁了朝鲜的封建王朝，在朝鲜修建铁路、医院、学校，引入资本主义，恰恰又是韩国经济腾飞的起点。

日本确实是把朝鲜半岛作为自己的领土来好好经营的。

三十五年间，朝鲜人的识字率从10%上升到65%，小学从100所增加到4000多所。

韩国的第一代财阀创始人，就是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。

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正是其中的代表，他1910年出生，1930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，正是日本的经历开拓了他的视野。

回国后，李秉喆就开始创业，搞过运输贸易，开过磨米厂、面粉厂，几次破产，几次东山再起。

同期的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，也办起了汽车维修厂，一点一点积蓄资本。

当然，面粉厂和汽修厂都没啥技术含量，要赚大钱很难。

真正让他们实现人生飞跃的，是接下来的1945-1955年，日本战败、朝鲜战争两件大事。

日本战败，最大的影响在于，创造了一个低价买入优质资产的机会。

当时，由于日本败退，大量的日资工厂和物业被急匆匆的贱卖。

凡是在这波混乱中抓住机会抄底的，最终都发财了——

李秉喆就是靠着抄底“朝鲜酿造会社”等一批资产，实现了从小散户到大财阀的阶层跃升。

郑周永也抄底了一批房产，将轻资产的汽修厂搞成了重资产的地产大亨。

如果没能抓住也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波朝鲜战争的机会在等着——

朝鲜战争期间，一百多万美军涌进半岛作战，对军需用品有着强大需求，这些都需要从海外的周边国家采购。

后世的财阀创始人们在干什么呢？

1951年，李秉喆在釜山开办了三星物产，从香港、新加坡采购军需物资，转运到国内来卖，一年间就将3亿韩元资本变成60亿韩元，增长了20倍；

郑周永则当起了包工头，大量承包美军的军营宿舍工程，获利不菲。

其余的，卡车司机赵重熏创立韩进商社（韩进海运、大韩航空前身），为美军运送物资。

金钟喜创办的韩国火药（韩华集团前身），为军队提供枪支弹药。

这些项目人人都知道是肥肉，当然也不是谁都能拿到的，关键是和政府的关系。

当时的李承晚政府，靠着美国扶持上台，大搞权钱交易，可以说正是在他任内，韩国的财阀体系逐渐形成。

不过，李承晚政府治下，经济混乱不堪，韩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。

如果韩国不能走上经济高增长之路，财阀们再手眼通天，能切到的蛋糕也只有很小的一份。

因此，做大蛋糕才是关键。

光靠财阀们自身，力量是有限的，大家都很明白：

我们不过是时代的弄潮儿，这个时代，需要一位强力的领导人，指引潮水的方向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个人真的出现了！

1961年，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，随后成为了韩国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”。

朴正熙执政18年，一手主导了韩国1960-70年代的经济奇迹，期间韩国人均GDP从1960年的158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1715美元，涨幅高达10倍。

朴正熙施展了哪些魔法？

其实很简单，无非就是那三板斧——

第一是大搞出口加工业。

当时的口号是“出口第一主义”，依靠韩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，向发达国家低价倾销。

1962年，韩国的主要出口商品还是大米和渔类，年出口额只有可怜的5000万美元；

然而到1977年，主导出口商品已经变成了纺织品和电子产品，年出口额上升到100亿美元，仅仅是电视机等家电产品就超过了10亿美元。

除了商品出口，韩国也高度重视劳务出口，1960年代大量护士和建筑工人被派往德国工作。

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，在中东工作的韩国劳工高达14万人，1975-79年汇回来的劳务费高达205亿美元，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。

第二是大搞基建网络。

出口不仅要靠低价，高效率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很重要。

当时的口号叫“国土开发”，目标是通过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将韩国建成“一日生活圈”。

最大的一项工程是428公里长的京釜高速公路，由于要穿越连绵的群山，需要架设300多座桥梁和十几个隧道，投资成本巨大。

虽然反对声浪很大，但朴正熙顶住了压力，全力推进，最终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。

第三是投资重化工业。

基建和城市化浪潮带来了对重化工业的巨大需求，钢铁、汽车、机械、石化、造船等行业迎来大爆发。

以钢产量为例，1965年仅有22万吨，到1981年已高达1270万吨，足足增长了50多倍。

机械工业，1970年的产值只有5亿美元，到1980年增长至105亿美元，增幅高达20多倍。

这三板斧，其实许多地区都用过，为什么韩国的威力尤其惊人呢？

关键是政府的执行力。

朴正熙是个狠人，优缺点都很明显。

为了压制反对派，光是1970年代，他就先后两次颁布“非常戒严令”，两次颁布“卫戍令”，三次颁布“休学令”，将那些人一个个送进监狱。

后果也很严重，那些因为宏大的政策未被照顾到的弱势群体，对他咬牙切齿。

尤其是1979年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造成的通货膨胀，民生凋零，使得群众运动此起彼伏。

朴正熙强硬压制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被反对派刺杀。

但有一说一，当这种狠劲放到追求经济目标的时候，效果也是惊人的。

他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精力旺盛，办事雷厉风行。

为了推进京釜高速公路，朴正熙亲自制定工程计划，在没有日程安排的日子里，经常会坐着吉普车，奔赴现场监工。

为了打赢“出口战争”，他几乎每月都召开“出口振兴扩大会议”，与各部门长官和企业代表们讨论如何实现KPI。

有这样的领导人在鞭策官员，GDP增长就像猛踩的油门，一路超车。

各路财阀们也纷纷紧跟形势，转型实业，踏着浪潮乘风而上。

正是在这18年里，韩国的五大财阀格局渐渐奠定。

分别是：三星、现代、大宇、SK、LG。

它们能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，关键是两点：

第一是高度追随国家政策，踩准主赛道；

第二是优秀的经营能力，以及相对较少的竞争。

第一条很好理解，第二条是什么意思呢？

我们对比一下欧美和韩国的差异就会发现，在成熟的、规模较大的欧美市场，由于每个行业都有较多的企业在参与竞争，因此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但在1960-70年代的韩国，情况却完全不同。

首先是市场的相对封闭，欧美外资还很少进入；

其次是本土有实力的大企业也不多，因此供给侧的竞争是相对不充分的。

很多情况下，一个行业只有较少的几个企业在做，领先的企业只要能研发出产品来，就很容易把整个市场给垄断了。

所谓的五大财阀，最核心的竞争力，就是抓住主赛道，跑马圈地的速度。

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

LG最初是做日化的，产品包括乳霜、牙膏、牙刷、梳子、餐具等。

1958年，创始人具仁会带领着公司切入电子赛道，这是韩国第一家电子企业，由此获得了先发优势。

1960年代，LG陆续推出收音机、电风扇、冰箱、电视机、空调、洗衣机、电梯等产品，把几乎所有家电都做了一遍。

到1970年代，LG将业务触角伸向保险、证券、石化、矿业、电缆，财阀体系形成。

你看，几乎是每年都进入一个新领域，而且做一个成一个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SK本来只是韩国数千家纺织企业中的一家，但它没有满足于现状，是最早选择切入聚酯纤维领域的。

1973年它向上游的石化炼油领域进军，到1980年收购大韩石油公司后，便完全垄断了韩国整个石油化工产业。

掌权者的关照同样很重要。

重工业是朴正熙最关心的战略产业，只要你有经营才华，常常是给钱给项目，不遗余力。

当时有个年轻人叫金宇中，1967年才创业，5名员工，一个8平方米的房间。

由于善把握机会，敢冒险，短短八年时间，就通过经营纺织品出口做成了一个颇大的企业。

但奇迹还在后面。

1976年，一家拥有40年历史的亏损企业韩国机械被出售，金宇中冒险抄底，一年后扭亏为盈，博得巨大声誉。

1978年，朴正熙亲自点名，让金宇中接管了亏损的玉浦造船和新韩汽车，并为他提供融资便利。

这两家企业从此成为了大宇集团的核心资产，并改名为大宇造船和大宇汽车。

不到20年时间，这个5人小企业便发展成8万人的大财阀，业务涉及纺织、机械、造船、汽车、建筑、化工、证券、保险、旅游、教育等28个产业。

在一个专业领域里，不断通过抄底收购，整合壮大的行业龙头，发达国家有很多。

但是在如此繁多、经营能力差异巨大的领域里，都能通过抄底实现做大，往往是相对封闭的发展中国家才会存在的奇迹。

现代集团的郑周永，是另一位知名的红顶商人。

1967年，在朴正熙的点将下，靠承建军营发家的郑周永承接了京釜高速公路这个国家级工程。

项目的高质量完成，让朴正熙非常满意，为其进入重工业大开方便之门。

没多久，现代集团便接连进入了汽车业、造船业、核电业，并迅速发展成这些领域的龙头。

必须得承认，郑周永能在一众财阀里脱颖而出，还是有其过人之处的。

抓住石油危机的红利，是其得意之作。

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，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消费萎靡，几乎各行各业都唉声叹气。

但在别人只看到“危"的时候，郑周永看到了“机”。

国内的建筑业虽然萧条了，但中东市场的建筑业却得益于油价飙升而热火朝天，于是郑周永带领现代集团打入中东市场，成为当地排名第一的承包商。

建筑业的丰厚盈利，给了他进入汽车和造船业的底气。

刚开始进入汽车业的时候，现代跟美国福特合资，销量平平，后来石油危机来了，耗油的美国车更是每况愈下。

郑周永果断抛弃了福特，转向引进日本三菱技术，生产出经济省油的小马（PONY）车型，从此一炮而红。

这款小马车有多成功？

1983年，该车型出口加拿大，两年后就以8.5万辆拿下了加拿大进口车的销量冠军纪录，同年在美国卖出了17万辆。

由于汽车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，到1980年代中后期，现代集团已跃居五大财阀第一名，集团销售额占到了韩国GDP的15%以上。

在五大财阀里，三星在这个时期其实是排名靠后的。

主要原因是1950-60年代，三星的主营业务是制糖、化肥和纺织业，没有及时切入当时的主流赛道。

1969年，三星电子才成立，比LG电子整整晚了十年。

1970-80年代，三星的主营业务全面转向家电行业，电视和冰箱成为主打产品，但这些行业的规模比汽车和石化产业小很多。

因此三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星光黯淡，颇有一副好牌被打烂了的感觉。

尤其是1965年的三星化肥走私事件中，李秉喆的两个儿子沉迷于宫斗大戏，先后揭发老爸搞走私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老爷子一度被软禁，大儿子被逐出家门，二儿子进了监牢，三星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中。

外人一度以为，这个家族要玩完了。

没想到，李秉喆通过将化肥厂捐献给国家，为家族保住了一口气；

随后的继承者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竟然将三星带到了一个令其它财阀望尘莫及的高度。

李健熙，李秉喆第三子，外号“木鸡”，是个沉默寡言、胸怀韬略的人。

他在日本和美国念过书，更了解科技产业的发展，因此1968年加入家族企业后就力主进入半导体。

他认为：三星的家电业跟LG相比，缺乏规模和技术优势，如果能拥有独家芯片技术，竞争力将会变得不一样。

当家族中人都在观望和犹豫的时候，他对父亲主动请缨担当重任——

“哪怕只有我一个人，也要勉力一试”。

1974年，石油危机爆发，当时韩美合资的半导体公司Hankook遭遇资金危机，濒临破产。

李健熙敏感的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。

他全力说服父亲收购了Hankook，并将它改名为三星半导体。

事后看来，这笔操作不仅仅是低位抄底那么简单，更是三星在未来几十年能够后来居上的关键一步。

芯片是这么一种产品：

它遵循着摩尔定律，大约每过18个月性能就会翻一倍，以指数级增长的性能最终主导了家电和电子产品的智能化程度，成为了电子业的技术制高点。

拥有了芯片技术，使得三星家电的性能越来越好，在十多年后逐渐就打败了LG，成为韩国家电行业的龙头。

当然，这个逻辑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非常难。

因为芯片行业的竞争是残酷而又激烈的——

首先，它的竞争是全球性的，美国、日本和欧洲，都是芯片技术发达的地区，作为后来者，三星如何才能超越它们呢？

其次，芯片制造业讲求规模效应，如果无法实现规模第一，巨大的研发投入将无法分摊，亏损非常惊人。

因此，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电子公司，最终都被迫将芯片部门分拆剥离，西门子、飞利浦、摩托罗拉、东芝……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。

三星在这场世界级的芯片战争中得以胜出，殊为不易，关键是三个因素在起作用：

第一，它的人工成本，包括工程师薪资成本低于美日欧，即“工程师红利”；

第二，它的资金优势更明显，作为综合性的财阀，三星的其它部门可以在芯片行业低谷时给予支持，韩国的国家体系也会在三星需要融资时给予便利。

因此，它更能耗得起，帮助它度过“剩者为王”的芯片寒冬，迎来最终的春暖花开。

第三，李健熙对“逆周期投资大法”的极致运用。

李健熙掌舵下的三星电子，极度强调“逆向法则”——

刚刚进入家电行业的时候，由于不掌握技术，因此先从低端市场的黑白电视做起。

这个领域当时利润已经很薄，日本企业碍于高成本，基本退出，同行们认为这已是夕阳产业，也纷纷看衰。

但三星人弃我取，将之作为进入家电市场的头炮。

这便是逆向法则第一条：在冷门板块中挖掘入市机会。

1980年代中后期，三星的产品线逐渐丰富，先后进入了彩电和录像机市场。

在这些领域，毫无疑问日本家电的技术更先进，必须要硬碰硬了。

三星的策略是，先买来日本最好的家电产品，拆解+模仿，减少研发中的弯路成本。

在业界，这通常被称之为：逆向研发。

注意：现在仅仅是研究阶段，还不到大规模投资的时候。

这是逆向法则第二条：进入热门赛道时优先研究龙头，少量买入，长期跟踪，降低踩坑率。

然后便是耐心等待，等到行业低谷时，才大规模进场投资。

这点，在半导体产业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。

半导体是个强周期性行业，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是同质化的，并且依赖于大规模的设备投资。

一个工厂从开建到设备入驻、良率测试、商业量产，通常需要2-3年时间。

这就导致需求和供给周期经常性的无法匹配，于是整个行业的价格便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。

波峰和波谷之间的价格差距甚至可以高达10倍以上！

试想一下，当周期寒冬来临的时候，芯片市场的价格只有繁荣时的一折，远远低于成本线。

这时候，技术能力已经不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现金流和融资能力，否则生存下去都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。

也因此，芯片行业的竞争，本质上是对投资能力的考验。

有经验的芯片企业CEO，都会在繁荣周期时谨慎扩产，以保证在寒冬时降低亏损，并有足够的现金储备，熬过漫漫长夜。

而历史上那些在繁荣时盲目扩产的，基本上都已成为了烈士。

1980年的时候，全世界有50家DRAM内存芯片厂商，今天，只剩下三家了，三星独占鳌头。

在踩着对手的尸体上位的过程中，李健熙的每一次出手都精准狠辣。

第一次出手。

1980年代初，日本芯片产业依靠本土家电的强大需求，逐渐超越美国，成为新的芯片霸主。

当时占据市场的主要龙头是NEC、东芝、日立、富士通、三菱五大厂商。

1984-85年，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，加上电子游戏机需求的萧条，导致DRAM芯片的价格从每片4美元，跌到了每片0.3美元。

可怕的跌幅，让美国芯片大厂们感到绝望：

英特尔直接退出了DRAM市场，转战CPU，开辟新战场；

德州仪器也打了退堂鼓，导致张忠谋的离开，飞向宝岛台湾，开启人生下半场；

也正是在1984年的寒冬中，三星出手了，融资3.5亿美元大规模投建韩国第一个内存芯片工厂，量产64K DRAM。

技术主要从美光获得，由于后者创业不久，恰好资金困难，因此价格好商量。

这轮寒冬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反转，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好转，其次是美国政府的贸易战。

美国政府对日本芯片产业的强势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。

1985年，发起广场协议，让日元大幅升值，削弱日本厂商的价格竞争力；

1987年，再出重锤，宣布对日本芯片征收高额反倾销税，以此逼迫日本厂商限产。

美国政府对日企的强力打压，让竞争放缓，再加上PC电脑逐渐热销，于是芯片价格一路上行，新的繁荣周期出现了。

美国人哪里能料到，日企是被他打压下去了，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日企空出来的市场份额却被三星悄悄的捡走了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李秉喆病逝，三星帝国的权杖正式交到了李健熙手里。

李健熙一上台，就对集团上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并提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——

“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之外，一切都要变。”

他定下了要成为全球一流企业的目标，提拔年轻人，要求全员加班，出售亏损的子公司，将资金集中在芯片、面板和手机业务上。

1993-94年，芯片价格迎来第二轮大规模下跌。

这个时候，日本厂商由于经济泡沫的破裂，导致资金链紧张，纷纷陷入困境。

同期，三星推出第一款手机，投建工厂，首次大规模量产TFT-LCD面板。

芯片业务上，更是毫不含糊，大手笔投资扩建8英寸硅片生产线，进行第二轮逆周期押注。

很快它就看到了回报。

1995-97年，微软Windows95操作系统的发布，强烈的刺激了个人电脑的需求，让内存价格迎来大反转。

此战过后，三星在DRAM的市场份额正式超越了NEC，成为世界最大内存芯片厂商。

而日本厂商们，就像秋天的黄叶，逐渐飘零。

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后，日立、NEC、三菱不堪重负，选择将各自的内存业务剥离，重组为尔必达。

这家公司在十几年后的欧债危机中破产，最终被美光抄底，成就了后者的世界第三大内存龙头地位。

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不仅重创了东南亚，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。

对日本和东南亚而言，这是痛苦的逝去20年的开始。

对韩国和中国而言，由于进行了刮骨疗伤般的改革，则是新一轮腾飞的开始。

韩国本来是一个遭受了巨大打击的国家，政治腐败和过度加杠杆在危机中彻底暴露，导致当年GDP增速从前年的6.17%下跌至-5.13%。

韩国排名前30名的企业中，有11家破产了，包括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宝，第二大汽车企业起亚，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……

幸运的是，韩国新上任的总统金大中是一位坚决的改革者。

这位被誉为“亚洲曼德拉”的政治家，在狱中度过了六年，两次流亡国外，五次面临死亡威胁，什么风雨没有见过？

1998年甫一上任，金大中就推行企业、金融、公共部门和用工制度四大改革。

这些改革中影响较大的包括：政府职能收缩、国企私有化、打击财阀、废除电影审查制度等。

尤其是强力打击财阀，让一批过去借助政府信用背书，在泡沫中过度加杠杆的企业走向了破产的不归路。

这里面，影响最深的就是大宇集团的破产案。

1997年巅峰时的大宇集团，是韩国第二大财阀（仅次于现代），旗下子公司多达600多家。

但这一切都是由加杠杆得来的：

后来的检察厅调查发现，大宇集团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源自收购，为了尽可能的收购更多企业，其债务率竟高达200%，欠债800亿美元。

其中200多亿美元的贷款，甚至是通过伪造假账得来的。

当年大宇集团的破产案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件，令世人为之震惊。

金大中的改革，让韩国经济浴火重生，变得更有效率、更加健康。

不过，这场改革并未能扭转财阀垄断韩国经济的现实。

一批财阀倒闭了，剩下的财阀却由于集中度的提升，变得更强大了。

大宇汽车倒闭了，起亚汽车被现代收购，使得现代在韩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0%。

从此，在规模效应的支撑下，现代实力倍增，成为2000年代崛起速度最快的世界级汽车大厂。

另一方面，现代集团旗下的半导体业务也收购了LG半导体，并将两家公司重组为海力士，从现代集团分离出来。

十几年后的欧债危机中，这家韩国第二大半导体公司被SK集团收购，改名为SK海力士。

说起SK集团，它同样有一位优秀的二代继承人崔泰源。

就像三星的李健熙带领着集团从纺织业转型半导体一样，崔泰源则是带领着SK从石化业转型通信科技。

1980年代末，崔泰源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，在那里，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、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。

这层关系，对SK集团的转型至关重要。

1994年，国营的韩国移动通信公司私有化，崔泰源力主买下，将电信业发展成为集团的第二根支柱。

两年后，SK电信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CDMA移动电话的商业化，让韩国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
亚洲金融危机中，SK电信抄底新世界电讯，将韩国市场份额上升到57%，获得了垄断地位。

垄断了石化、电信这两个规模庞大的产业，让SK集团的实力再上层楼，利润滚滚而来。

接下来，就是2012年抄底海力士半导体，拿下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龙头。

目前，SK海力士是韩国仅次于三星电子的第二大市值龙头。

这笔操作，让崔泰源的财富紧追李健熙，成为韩国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帝国骄子。

当然，李健熙仍是韩国投资界永远滴神。

DRAM内存产业登顶世界之后，他一刻不曾停歇，马上又发动了对液晶面板、数字电视、手机、晶圆代工产业的逆周期扩张。

亚洲金融危机过后，1999年，三星在液晶面板市场超越夏普，跃居世界第一。

纳斯达克崩盘过后，2006年，三星在电视市场超越索尼，跃居世界第一。

美国次贷危机过后，2012年，三星在手机市场超越诺基亚，跃居世界第一。

2004年的寒冬中，三星大规模杀入晶圆代工市场，当年非内存芯片业务的资本开支扩张了两倍。

2009年的寒冬中，三星挖角台积电的技术大牛梁孟松，两年后攻克28nm制程，并继续加码投资扩产，于2010年拿下了苹果的芯片代工订单。

到2018年，三星已超越美国的格罗方德，跃居晶圆代工市场的第二名。

最近十多年，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高速发展，智能手机、摄像头、无人机、数据中心的需求繁荣，内存、闪存、晶圆代工等市场都获得了空前的壮大。

而在这些市场上，三星的地位数一数二。

乘着这股浪潮，2020年12月，三星电子的市值突破4751亿美元，超越台积电，跃居世界半导体行业市值第一宝座。

也在这一年，三星集团的逆向投资大师李健熙逝世。

在韩国经济史上，三星是毫无疑问的C位，正是三星两代经营者的远见卓识，让韩国得以大步迈进高科技产业的强国之列。

而韩国也不仅仅只有一个三星，其它财阀同样能打——

SK集团的SK海力士是世界第二大存储芯片龙头，SK石化每年向海外出口200亿美元。

LG集团的手机业务虽然已经衰落，但LG动力电池业务却异军突起，成为了仅次于宁德时代的世界第二大电池企业。

现代集团在2021年卖出了667万辆汽车，世界排名第四，2022上半年超过雷诺日产至第三。

现代重工是世界最大造船企业，在高端液化天然气船（LNG）上处于垄断地位。

Naver是世界第五大搜索引擎，让韩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四个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。

Kakao是韩国即时通讯的王者，被Kakao赶出国外的LINE是日本、台湾和泰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聊天软件。

Nexon是网络游戏行业的鼻祖，向中国输出了《跑跑卡丁车》、《泡泡堂》、《地下城与勇士》、《反恐精英》、《风之国度》等无数爆款游戏。

2020年之前，韩国的军工出口仅为30亿美元，排名世界第八，2022年却有望飙升到200亿美元量级，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军工大国。

……

韩国为何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路逆袭，经济蒸蒸日上，并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企业？

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，在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优秀领导人、拼搏的精神、对教育和研发的重视等等，都是重要因素。

2019年，世界各国研发投入强度排名显示：

以色列4.54%第一、韩国4.24%第二、瑞士3.37%第三。

一个全民都在玩命搞研发的国家，高科技产业不可能搞不起来，经济又如何能不发达呢？

作者：君临财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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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雪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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